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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静:未曾长夜痛哭的人,不足以谈人生

推荐人: 来源: 时间: 2018-10-20 阅读: 1.07W 次

“我是踩着尸体上船的。”高秉涵说。

数万人在厦门的海滩上等船,来了两艘,每艘最多能装一万人。他十三岁,拖着一根棍子,瘸着腿站在人群里,他不知道这是哪儿,也不知道要去哪儿,他离开山东老家逃难一年多了,他妈妈说,跟着人流走,要活下去。

天亮的时候登陆艇靠岸,人像海水一样往上冲,刚开始没有一个能进去,全都卡在门口,“挤不进去就往下踩呀,就这么踩着人上满了。”

他肩膀一沉,身后有个兵拿枪托往下拼命压小孩子的肩膀,准备踩着他上船,一个军官一枪把士兵从他肩上打下来,救了他,“我上了船两只脚都没有鞋子了,鞋子老早就掉了,踩的都是人,都没有走路,是被推上去了。你不走都不行。”

船要关门,门还卡着很多人,关的时候,有的人从颈部一下切掉了,有的人是切断一条腿。比起那个场面,孩子更害怕的是声音——船刚刚离开岸,没有上船的人喊的声音,“那就是鬼叫一样,大声叫。听不清楚,都在叫。”

有些没上船的兵,拿着枪就对着船上的人打,机枪打过来,甲板上的人死了一大片,都是血。一个炮弹落到船上,又死了一大群人,如果是大炮弹,船就会沉了。

他躲在船舱的厕所里,里面挤了七八个人,“站的地方动都不能动啊,就是这样到台湾来了。”

这是1949年,最后一艘开往台湾的登陆艇。

高秉涵的外祖父叫宋绍唐,清末最后一批公费留学生,在日本追随孙中山加入同盟会,是资深的国民党元老派,后任东昌府知府。

高秉涵的母亲叫宋书玉,与丈夫在山东菏泽农村创办新式小学,发展乡村教育。1948年,内战激烈,一个家庭就此分崩,高秉涵的父亲是学校校长,在地方冲突中被枪杀,姐姐失踪,后来才知道是去了延安,“我父亲死的时候,我大姐正在高喊口号,毛泽东给她颁奖,她是模范女青年。”

母亲担心十三岁的儿子安危,在他包袱里放了二十块袁大头,一根父亲死亡时身上的绳索,一张初中新生入学证明,命他在父亲坟前磕了三个头后,让他离开家,去投奔设在南京的流亡学校。

母亲送他到东关外上车,马车上是木板,两个车轮是汽车胎,一二十个同学,都坐在自己行李包袱上。上了车天就亮了,母亲怕他记不住,拧了一下儿子的耳朵,“跟着帽子上有太阳的部队走,他们回来你才能回来,如果你早回来,就跟你父亲一样了,知道了么?”

9月石榴刚熟,姥姥摘了一颗,塞在他手里,大石榴已经熟得裂开了口,小孩子看着鲜红晶亮的榴籽,忍不住低头吃了一把。这一口的工夫,同学推他:“你妈喊你。”

他一扭头,车已经拐过弯,他妈再也看不到了。

七十七岁的高秉涵说:“我这一辈子再也不吃石榴。”

(1948年9月1日,高秉涵离家前夕与母亲宋玉书在菏泽最后一次的母子合照)

他把裤脚卷起来,小腿上全是黑色的伤疤,他一生不能穿短裤,没有进过泳池。

知道是陈年的疤痕了,但我还是不敢来回摸,只把手轻盖在上面,上面没有肉,只是一块一块黑色的皮。

他微笑,“都被虫子吃完了。”

六十年前,南京学校解散,学生们一哄而散,他无处可去,不敢返家,跟着人流走,走了两千多公里,七个省。稻田里也全是人,汽车、骡马、伤兵、难民……

军队扎营做饭时,他扯一片芭蕉叶,窝一点粥喝。前面排着两个士兵,刚盛的热粥,突然有人喊“共匪来了”,第一个士兵荒促转身,一缸热粥全泼在他腿上;第二个士兵磕在他身上,手里的粥又泼了上去。没人顾得上,他自己也只能跟着逃。

深山里面慢慢就落下了他一个人,部队都走过去了,难民都走过去了。他一个人走,下着小雨,山上猴子野猪叫,他拿着个木棍,披着个蓑衣,都是棕叶做的,腿已经肿得爬满蛆虫了,没有鞋子,拿破布在脚上裹。雨越下越大,伸拳不见五指的晚上,有一个土地庙,他就到里面摸摸,一踢有人在睡觉,他往边上一躺就睡了。

第二天,天还不太亮,山老鼠在他身上跑。他醒了以后,看到山老鼠在吃躺在他旁边的人的耳朵,那是一个人的尸体。

他再往前走,遇到一个兵,背着个红十字的包,高山边是悬崖,弯弯的路上有水流,“他拉着我,说小朋友过来,拉着我腿就冲,我把你虫子冲掉,冲完以后,他就给我用救急包把我包住。我就仔细看他的帽子,是个星星,是共产党。”

一个礼拜后,伤口流的脓,加上人的温度,救急包都变成打石膏的盔甲了,硬壳揭不开,他又遇到一个帽子上有太阳的士兵,用刺刀给他挑开,里面都腐烂了。

我问他,这一路上你想起你妈么?

他说,不想,只想活着。我活着,就是为了她。

他跟着两百多万人迁徙到了台湾,一个自给自足的农业小岛涌进这么多人,无可安置。没人顾上他的死活,他睡在火车站的凳子上,一瘸一拐地和野狗在垃圾堆里抢吃的,群狗欺负小孩,他要趁一只狗落单时,才能把它从西瓜皮边上赶走。

他说:“那时候没有将来呀。我怎么活,今天怎么活,明天怎么活都不知道呀。”他看着我:“你能不能体会我那时候?那时候真的是没有明天了。”

我只能无力地说:“我能听明白,可是我体会不到……”

他摇摇头,这次是自言自语:“没有明天了。”

他能够生存,是因为他妈在包袱里放进去的初中新生录取证明。

那是一张棉纸,他递给我让我摸,稀软绵薄,居然没有破损。逃难中他把所有的家当都丢了,有一次扒上了军车,车上的军官让士兵把他扔下去,士兵说,现在是石子路,扔下去小孩子就死了。等到过河的时候,两个人把他推了下去,他掉下水,全身都湿透了,但这张棉纸居然后来一直完整无缺,他怎么也记不起来,想不明白。

靠着这张纸,高秉涵在铁路局当小贩的时候,才有机会半工半读,完成了六年中学教育。后来,他考上台湾“国防管理学院”的法律系,1963年毕业后被派往金门任审判员。

(历经坎坷,菏泽简易乡村师范的录取通知书竟然保存完好)

我问:“您刚到台湾生活那么孤独的时候,逢年过节怎么过?”

“大年初一早晨,天不亮我就到山上去了,一个人。大声哭,对着淡水河口对着大陆痛哭一场。我平常不掉泪,掉泪是弱者,所以我不掉泪,我就大声叫。”

“叫什么?”

“叫娘,大声喊娘,娘,我想你。”

他一直说普通话,只有说这句时,还是浓重的山东口音。

他审的第一个案子是金门逃兵案,一个姓郑的士兵在值岗时冒险抱一只轮胎穿越金门海峡想游回厦门的家。第二天一早终于登了岸,举起双手对走过来的持枪者说:“不要杀我,我是回来看我妈的”,他不知道他游了一夜,海水回流,自己又被冲回了金门。

这个逃兵当年并不是军人,他是厦门渔民,出门给半身不遂的母亲抓药时被强抓入伍的。仅在1950年,舟山撤退的四天,为了补充兵力,国民党军队从舟山一地带走一万三千人,岱山两万多人口中,带走四千人。明知危险,这个被强征入伍的渔民还是要逃亡,因为他驻岗的地方,天气晴好时能看到自家村庄的屋顶。

按照当时台湾“陆海空军刑法”第九十七条,他被判处死刑。

我问高秉涵:“你给这个人下死亡裁决的时候,你有没有在内心问过自己,假如换作你在他那个位置,你会怎么样?”

他想都没有想,“我比他还逃得快,还逃得早。”

姓郑的士兵对他讲,希望能够早一点被枪毙,“他说早一点枪毙,他说他的灵魂可以去看他妈了。”

临刑前,有一个细节,高秉涵从没跟任何人讲过,因为每次想起,都内心刺痛难忍。

“临枪毙以前我叫士兵给他准备了肉,准备一盘菜,准备一大瓶高粱酒,我说很快你就要走了,你吃一点吧。他说我吃不下,我就拍拍他的头,说把这个酒喝下去。他看看我,咕咚咕咚就喝了,喝了以后马上要枪毙了,叫我离开。我说等一下。”

他说到这儿,难过得说不出话,用手扶着头。

过了一会儿,他继续说:“为什么呢……因为还有几秒就要枪毙他了,我怕酒还没有发挥作用,我希望他不要太痛苦,因为高粱酒很浓,喝下去以后几分钟大概就醉了。我就用‘等一下’三个字使他减少痛苦。”

说到“等一下”,他捂着脸,下颔无声地抖动。等慢慢平静下来了,他说两岸开放之后,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到厦门,想能找到这个逃兵的母亲,替这个逃兵行孝。但那位母亲和那所房子,早已不在。

1979年,高秉涵去国外开会,有大陆代表与会,他写了家信,想请他们转交又不敢,“当时要求我们六不,不接触,不交流,不拍照……而且一起出去的人要你监视我,我监视你。”

日后这封信还是委托同学,经由英国,到美国,终于寄到:山东菏泽,西北三十五里路,小高庄,宋书玉。信中写道:“娘,这么几十年,我还有这个毅力,还要活着,就是为了最后能够活着见你一面,娘,你要等我活着回来。”

第二年5月12日,高秉涵收到来自故乡的第一封家书。他的信到的时候,妈妈已经去世一年了。弟弟说:“自从你离开家以后,我们家里几乎没有笑声。除夕晚上这一餐,妈妈几乎没吃过饭。都是泪流满面,在妈妈旁边,餐桌上放一个碗放一双筷子,留给你,‘春生,不管你活着没活着,过年了,你就陪妈妈再吃一餐吧。’”

妈妈去世后,在她枕头底下发现两件东西,一个是他幼年的小照片,一个是当年为他做的小棉袄。

当年给高秉涵做这件小棉袄时,母亲常哼唱的旋律,高秉涵唱给我听:“冷风兮兮,冷雨凄凄,流浪的人儿需寒衣。 ”

“你怎么老记得这几句呢?”我问。

“我需要寒衣,我需要妈妈,寒衣就是代表妈妈是不是?冷雨、冷风代表大时代洪流冲击,冲击着。我需要温暖,需要妈妈。”

这个快八十岁的老人,说“妈妈”时,是娃娃才有的声调。

没有了母亲,高秉涵能够寄托的只有故土,他说:“原来蒋介石总说要反攻大陆,后来看着看着没有希望了”,他觉得永远也回不去了,就在台湾结婚生子。结婚的条件是找一个“铁饭碗”,我不明其意,他说:“那个时候怕有战争,我随时会死,要找一个有工作的女人,可以独自把孩子带大。”

他写了十五本日记留给后代,记述他童年印象中的万事万物:白马尿、小茅草,羊角蜜、白兔最喜欢吃的花、隔壁二狗爷家的黑狗,门口槐树上的喜鹊,童年最好的伙伴粪叉子——之所以叫粪叉子,因为他最爱偷吃桑椹,一脸的蜜汁,风一刮一脸土就糊上了,总有苍蝇围着乌黑的嘴转,被奶奶打得鸡飞狗跳……

日记被同乡们翻得都快散了,后来毁于洪水。去往台湾的老乡,很多没有受教育,没有工作技能,也没有娶妻生子,有几位开了“北方馒头店”或是“河南牛肉面”,靠一点乡土滋味,就这么生存。

上世纪80年代初,曾有一位已经移民阿根廷的菏泽老乡回乡探亲,路经台湾,带了一些家乡的泥土和小吃来。

三公斤的土,分给一百多个菏泽老乡,只能一家一调羹,高秉涵怕小偷“不识货”把“宝贝”偷走,就把一半土拿塑料布包起来锁到保险箱里,另一半分七次冲水喝下。“水是从我嘴里面进去了,但是水一刹那之间又从我眼里出来了。掉的泪何止七杯呀。元朝有一个作曲家,说‘断肠人在天涯’。只有真正流浪在外,无归期的人才会断肠。”

二十八年了,在他家冰箱里,还放着那包山东的芝麻糖,和一包袋装的胡辣汤。他舍不得吃,孩子不愿意吃,都已经硬结成块了。

(1991年5月1日,高秉涵第一次返乡探亲,与堂爷爷相见不相识)

1987年10月15日,台湾当局宣布开放台湾居民到大陆探亲。1991年5月高秉涵回到故乡,在村口,他一个人呆了半个小时,走不进去,“我怕,怕进去。那种心情,用文字没办法形容,近乡情更怯,老祖宗真是伟大,那真是形容到家了。”

村口一个老人就问,先生你找谁呀,他说:“我找高春生。”

那是他的小名。

“哎呀,高春生他死了好多年了,几十年前就死到外地了。”

这时他才认出,说话的人是他童年的玩伴,他问“粪叉子”还在吗?过一会远远看着有人拄着拐棍一点一顿来了,喊“春生哥”,他搂住已经鬓发皆白的童年玩伴,说“粪叉子,我不嫌你臭”,两个老人笑泪交加。

家里的房子都不在了,亲人也都已经离开了村庄。他看到老树犹在,拉了一把树上的榆钱,晶绿的铜钱一样,只有口中这一点新鲜的苦涩滋味没变。这个十三岁离家,年过花甲的老人,终于站在母亲的墓前,大哭一场。

我问:“她当年希望你活下来,后来你已经可以生存了,你觉得母亲对你的希望是什么?”

“我想她当年一个大家庭的女儿,去农村教书,是希望让黑暗的地方有一点光,那她对我的希望也是一样。我认为不要恨,因为这个大时代不是让我痛哭流涕吗,让我遍体鳞伤吗?那我既然是已经活下来了,我已经冲上岸来了,我这一生要发一点光呀,我要使这个死的人减少一点痛苦,不能恨呀。”

他是同乡会会长,当了律师,年纪最小,老友一个个逝去,死前说“如果反攻大陆成功”,希望他把自己骨灰归乡。从1992年开始,他把这些故人的骨灰从花莲公墓一个个接回,有次遇到大台风下不了山,他抱着骨灰在公墓四面漏风的亭子里蹲一夜,“没事,真有鬼,他会帮我打”,第二天被直升机救回。

骨灰罐是大理石的,一个七八斤重,而他的体重只有四十四公斤,一次最多带两只,放在拉杆箱里,上飞机运回大陆。安检人员以为他运的是毒品,要他开箱检验,他次次都要解释。

有的骨灰一时运不回去,他就放在办公室;办公室放不下,就带回家。家人有顾忌,他把骨灰搬去地下室,母亲的遗物也放在那里,他放张小床和书桌,住在那里,写字画画,陪着他们,有时候跟他们说说话。梦里见到,醒了,再闭上眼,想再回到梦里去——那里是最相亲的人。

送回大陆的骨灰,很多已经没有逝者亲人认领。他找到村子的大槐树或者玉米田,一边撒,一边跟他们说话:“我把你交在这儿啦,落了土,你安心吧。”

边上村里人说,这老头,神经兮兮。

我问:“这点念想就那么重要吗?”

“在我们来说,没有深夜痛哭过的人,不足以谈人生。因为我们流浪过,曾长夜痛哭过。所以我们的人生跟一般人感觉不太一样,也是心灵的一个归依吧。”

他为长孙女取名佑萱,庇佑母亲之意,小孙女取名佑菏,如果还有小孙女出生,想叫佑华。我问一个普通人为什么要有家国的情怀,他说,“就等于一只小狗,来了一个新家,里面有电器设备冷气,很漂亮一个狗窝,你放心,到晚上那只狗他要去它原来的窝。为什么?他闻闻味道,那个不是他的味道。”

他说,“家国,就是一个人的窝。”

一期节目从始到终,有无数的事情,让我常想起高先生的话:“不要问值得不值得,价值观的事是没有办法讨论的,只是直觉。我母亲的老花眼镜已经快风化了,值得吗?那是我的宝。”

这个片子的结尾,他把母亲用过的蓝绿镶金的胸针,滴玉小耳环,已经风化的眼镜,用来捣蒜的小钵子,都装在小盒子里,留在身边。他用手轻轻触着胸针上面的青锈,怕蹭掉。

地下室的侧墙上,母亲穿过的湖蓝色绸衣,一直挂在墙上,衣襟胸口处有当年留下的一粒斑点,他连洗都不舍得,怕丢掉一根丝。

他说:“我是每天,每天都到地下室用头顶顶我母亲那个衣服,这样等于在她怀里一样,因为我现在已经快八十岁的人了,还是像小孩儿一样。”

老范把罗大佑的《乡愁四韵》放在这里,一声叹息后唱出:“给我一朵腊梅香啊腊梅香,母亲一样的腊梅香,母亲的芬芳是乡愁的芬芳,给我一朵腊梅香啊腊梅香……”

很多事不用问值不值得,只用问,它对你来说,是不是有如珍宝。

附注:对高秉涵先生的采访是我记者生涯里不能忘记的经历,他的一生,是近百年中国历史里一段至今的隐痛。

这篇文章是我2012年在央视工作时的采访笔记,承蒙高先生不弃,纳入书中,使我备感荣幸和惶恐。幸好文章不尽之处,回忆录自有呈现,留给读者更完整、真切的历史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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