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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少华:我的青春里没有女孩与恋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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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林少华完成了《挪威的森林》的翻译,村上春树的作品第一次有了中国读者。

林少华:我的青春里没有女孩与恋爱

从这次尝试开始,林少华正式踏上了翻译文学的道路——在他八十多本译作中,村上春树的作品就占了四十多本。

“你会介意你的名字总是作为一个译者的名字和村上春树绑在一起吗?”我问他。

“介意。觉得幸又不幸。幸的是,跟在村上名字后面混得半点虚名;不幸的是,像样的学者没当成,沦落成不被学院评价规则看好的翻译匠。”

如今,他已入花甲之年。除了翻译家,他还是作家、大学教授。在大学里教授日本文学课程有三十多年之久,现在一周五节课。

没课的时候,会在清晨六点半起床,近七点出门去宿舍后面的山坡或校园草坪找蒲公英。他顶喜欢看蒲公英,“恨不得上去吻一口”。八点多吃早餐,然后看看写写。到了中午,打个小盹儿。午睡醒来,喝喝茶,重操读写旧业。傍晚六点半吃饭,饭后在校园散步,看月光下的樱花和垂柳。八点半再次坐在书桌前,十一点休息。

几乎日复一日,单调,忙碌,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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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多少年后,林少华都不会忘记贫困的童年里,母亲瞒着弟妹们往他上学带的饭盒里放一个咸鸡蛋,祖母从泥火盆里扒出的烧土豆,以及不连环看的《三国演义》连环画。

1965年,他13岁,刚上初一。生活在东北小山村一座低矮的草房子里,屋外是满坡的大豆和高粱。文学给了他很多对于远方和未来的幻想。他时常偷偷撬开父亲的老木柜书箱,看完了里面所有的文学书。

初中才读了一年,文化大革命便爆发了,他被迫中断上学,下乡到农村生产队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收工了,路过小山,他一个人爬上去,坐在山头上,眺望远方,通透的晚霞那种美让他的心灵感到一种震撼。有的时候豪情满怀,有的时候黯然神伤。回家吃完晚饭后,他会把这些感悟写在日记里。

自小热爱文学的他,曾有过“长大以后当作家”的一闪之念,翻译家却从未想过,甚至不知道天底下有日本语这个语种。

1972年,他所在的生产队有一名推荐上大学的指标,乡亲们纷纷把票投给了他。入学申请书专业志愿那一栏,他填的是“一切听从党安排”。就这样,他进入了吉林大学外语系日语专业学习。然而,在校的三年零八个月的时间里,至少有一年零八个月在学工学农学军和“批林批孔批邓”。

三年后,国家恢复硕士招生。1979年,他“回炉”攻读日本古典文学专业,才得以接受正规、纯粹的大学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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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真有来生,我一定考农业大学或林业大学,进园林系。毕业后当一名并非比喻的园丁。”

村上春树是洗练的城里人,作品多为都市文学题材。林少华却是土生土长的乡下人,他十分迷恋植物的生命,有田园情怀。

曾经拿着买车的钱买了一座葡萄架,理由很简单——“你想,坐在小汽车里手握方向盘直勾勾眼望红绿灯,同坐在大葡萄架下手捧一杯清茶悠悠然眼望夕晖相比,哪个更惬意更有诗意?”

如果你经常出入香港东路23号的中国海洋大学,一定能时常在校园里邂逅一个熟悉的身影,独自在余晖里漫步,抑或在一花一木前驻足观赏。

“昨天我上了一天的课。上午本科生的,下午研究生的。课后漫步校园,一周前盛开的单樱已悄然飘落,绿肥红瘦,倒也别有情趣。”林少华说。

他是真洒脱,注重生活审美和情趣。理想中的样子是园丁兼诗人,在林木花草中吟风弄月。

退休以后打算收拾行李卷,告老还乡。“喂马,劈柴……”,在乡间茅舍院落葡萄架下,搬一把藤椅,捧一杯清茶,养一条大黄狗,喂两三只鸡,听母鸡下蛋后报喜般的嘎嘎声——在如此朝朝暮暮中写一本“林氏《瓦尔登湖》”,“林氏《雅舍小品》”,或者先总结大半生翻译体会,写一本名为“译海独航”或“翻译例话”的书。

这样自然淳朴的生活方式在如今已然成为一种时尚。只是,大多数人追求无用之美,渴望回归简单干净的田园生活时,却又如同道格·桑德斯所言,“我们都是被城市化的一员,我们回不去故乡,也离不开城市。”

在新书《异乡人》中,林少华引用了村上春树随笔集《终究悲伤的外国语》的一句话:“无论置身何处,我们的某一部分都是异乡人。”

在家乡人眼中,他是城市人,在城市的异乡环境中,他又是乡下人,这种身份的迷失,自我同一性的失落,不仅仅是他,也是十多亿人世纪性的乡愁。人们开始返璞归真了,才发现原来我们是多么迷恋城市。现在已经有相当大一部分人都向往乡村,尽管是伪农民、伪乡下人,但拥有追求的姿态,也是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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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前,林少华接了一位朋友的电话。聊到莫言等人来青岛讲中国故事一事时,朋友笑谈,“你和莫言只差一步嘛!他坐飞机去斯德哥尔摩,你坐高铁去莫言老家看他的故居……”他急忙回道:“哪里只差一步啊!”

他儒雅又谦逊,自称没有写小说的才华,只好老老实实地当教书匠和翻译匠。

然而,读过他散文的人,皆被其深厚的文字功底及精湛的修辞艺术所折服。

“什么是好的写作?什么是好的翻译?”

“广义上,翻译也是写作,一种特殊的母语写作。因此二者好的共同特点是:语言从纸上站立起来,带着某种节奏走进读者心田;反之则死死趴在纸上,拎都拎不起来。即使对于翻译,所谓正确也不是最重要的。枯燥无味的正确尤其要不得。”

他的青春与文革十年相伴始终。没有女孩,没有恋爱,书橱里躺着的上下两册字典摘录及读书笔记是他青春的唯一见证,也给予他对文学之美的感悟与向往。

时至今日,他仍保有写日记和抄录漂亮句子的习惯。微博几乎每日一更,腾出时间看网友留言,并尽可能回复。

在他看来,写作中努力比天赋更重要,“熟能生巧。如果天天写日记写微博什么的,天长日久,‘写’这一行为就有可能带有导弹性质——自动寻找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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