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洛哥田野作业反思读后感
在《摩洛哥田野作业反思》中，作者坦诚地展示了人类学家在田野的活动细节，关注人类学家与当地人认知方式的异同，说明田野作业过程如何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人类学家收集到的资料，引起了学界内外关于学术伦理和方法论的激烈讨论。以下是小编整理的摩洛哥田野作业反思读后感，欢迎阅读。
《摩洛哥田野作业反思》这本书主要记录了作者保罗·拉比诺到摩洛哥进行田野作业时的所见所闻所感，也就是关于摩洛哥的种种文化。其中包括了摩洛哥人民的家庭﹑政府﹑邻里关系﹑友谊﹑矛盾和冲突等等方面。读完了《摩洛哥田野作业反思》后，我对书中的以下几个方面有比较深的感触，下面详细地谈谈。
首先，我对文章中的一段话有很深刻的印象：“学术并非都是绷着脸讲大道理，研究也不限于泡图书馆。有这样一种学术研究，研究者对一个地方，一群人感兴趣，怀着浪漫的想象跑到那里生活，在与人亲密接触的过程中获得他们生活的故事，最后又回到自己原先的日常生活，开始有条有理地叙述那里的所见所闻？？”在我上大学之前，或者说在我还没有认识到人类学之前，我一直都认为学术研究就应该是关于一个问题的学习调查，而这种调查主要集中于对资料的查阅以及对数据的计算和分析，因此我认为学术研究是一件很无聊的差事。但自从我了解接触了人类学后，尤其是看完了这本书以后，我对学术研究又有了一种新的认识。原来还有一种学术是可以抛开图书馆，到田野去，到课外去，根据自己的兴趣来实践，可以很浪漫，也可以很实在，全由自己决定，而这种研究方式，可以充分地看清楚社会的最底层的样子，可以很清晰地了解人们的生活，更加可以看到人性或者社会最真实的一面。我觉得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更像是一种文化的交流，可以摆脱传统的条框束缚，不必像其他学术研究一样灌知识，套公式，更加没有所谓的权威可言，只需要背上个背包，去到一个陌生的地方，融入到当地的生活，认识当地的人，参与当地的活动，就能逐渐了解当地的社会情况。更难得的是，在做田野调查的过程中，你也许能交上很好的朋友，在那些社会朋友中找到自己的缩影，看清楚自己，看清楚心灵的最深处，从而看清未来的路。
就这样，本来作为一个1960年代中期的芝加哥大学的研究生，拉比诺并不是对哲学史沉迷，也不迷恋于文明之间的研究，而是“厌烦了做学生，厌烦了这个城市，并且在政治上感到无能为力”，于是他离开了大学，离开了芝加哥，背上行李来到了摩洛哥，这个陌生的地方，决定要做一个人类学家。就像每一个人类学家一样，拉比诺也从小小的现象中，观察到大大的世界。还记得书中有这么一段，讲述拉比诺到达摩洛哥后，看到摩洛哥一个发达的小区到处以政府大楼、行政公园和宽阔的街道为标志，处处繁华。然而就在一个相邻的阿拉伯人聚居的小区里，连一辆基础的汽车都没有，更不用提那灯红酒绿了。因此作者感慨道“两种文明比邻而居却彼此相隔几个时代，符号的使用具有欺骗性，社会和文化现实则完全
是另一回事”，确实是的，每一个国家每一个城市其实都会存在这样的情况。总有比较发达的地方，他们拥有繁华，拥有一切富裕的符号。而这些地区性的符号往往会被扩大为代表性的符号，因此人们往往只看到繁华的一面，而压根没有注意到繁华背后所存在的不显眼的贫困小区。所以说“符号具有欺骗性”，表面的符号欺骗了我们的眼睛，我们看到的只是社会的表面，而在符号背后真正隐藏的，才是一个社会的内涵——文化。而恰恰是，当今社会就是一个符号的社会，在中国更是如此。我们每年都看到国家人均GDP 增长多少，却没有看到有多少人还处于无家可归饥寒交迫的境地；我们看到国家在全球的地位稳步上升，却没看到底层的百姓过着怎样的生活，这是多么悲剧的现实！因此作者在摩洛哥看到这样的情况后，何尝不是对自己的国家——美国更加质疑和不解呢。
此外，对于作者在田野作业中的一个细节，我也有很深的感触。在调查过程中，作者遇上了一个咨询人阿里，他们曾因为一些小事情引发出矛盾，作者并不太欣赏这个人的处事方式。但为了做好田野作业，作者他选择了妥协，学会了忍受，学会了合作。他把心中的不满暂且放下，选择了原谅阿里，并且邀请阿里陪同他一起前行，以便完成他的田野调查工作。作者在书中说过这样的一段话：“在田野作业中几乎不可能指望任何的回头，日常生活的世界比自己在家所经历的变化要快得多，也戏剧化得多。”的确，在日常生活中，在遇到问题的时候，或者与人有矛盾的时候，我们无法回头，尤其是处于社会中，很多事情跟我们预想中的大相径庭，这时，如果我们想要把事情做好，就只有学会妥协，学会合作。这一点我在自己的大学生活中有着相同的体会。作为班委，当我的工作没有得到同学们的认可时，一开始我选择埋怨，选择放弃，但后来，由于不甘心，或者说我想要把事情做好，我选择了跟事实妥协，跟大家合作。我也还记得，在《探险、通识与生命质量》这课程中，邓启耀老师曾经针对现代媒体“过于诚实导致不被认可”这一现象发表过他的见解，老师说，这个世界就是这样，我们做很多事情并不是为了得到别人认可的，也很难得到别人认可的。其实我们也不必要在乎这些人的评价，因为不认可我们的人，他们本来就没有资格来评论我们是否值得认可。而我们要做的，并不是据理力争，而应该是学着去妥协，去合作。这里所说的妥协与合作并不是指我们放弃自身的原则，而是不要去争，不要去管别人所说的，学会去忍受无伤痛痒的否定，只要坚持自己，走自己的路，那就足够了。计划永远赶不上变化，我们无法预料， 因此很多时候，我们应该学着去包容，学着去融入，但这并不意味着放弃个性，而是两种不同的文化在冲击，在碰撞。
这本书虽然大多数讲述了作者在摩洛哥进行田野作业时的所见所闻，给我们展示了另外一个民族，另外一种文化，但更深一层，作者在做田野调查的过程中，始终是通过他自己
对当地文化的理解，绕道来理解自我。作者讲述了自己的认识和变化，他学会了妥协，学会了作为人类学家应有的那份客观性和真实性，也认识了很多摩洛哥的朋友，这对于作者本身以及我们读者，也有着很大的影响。
读完了这本书，我对田野作业有了一个新的认识，也对自己的处世方法有了新的感悟，受益匪浅。
摩洛哥田野作业反思读后感2拉比诺怀着对自身社会的厌倦和和失望来到摩洛哥这个新兴独立的国家开始自己的人类学田野工作，在那个异国他乡的阿拉伯部落社区，拉比诺期望获得当地人们生活的意义，从而来反思自身的社会，即通过对他者的理解来绕道理解自我，这种自我在罗伯特·贝拉看来是文化的自我，而不是个体的、心理的自我。《摩洛哥田野作业反思》整本书都在反思拉比诺自己的田野调查经历，以期更好的认识理解田野作业，其中有着两条主线：资讯人与调查过程。
资讯人是田野工作的主要部分，但是要寻求到一个好的资讯人是比较困难的，“一个优秀的资讯人的一项必不可少的品质就是能将哪怕是最简单的（对他而言）及最明显的事情用各种方法解释清楚”。但是作为资讯人，在将自身的生活世界客体化对象化的同时必须考虑到自己与研究者的差异，考虑到局外人如何看待自身生活世界的问题。很多以前没有注意的问题都在与人类学者的交流中得到思考，很多以前想当然下意识认为合理的行为也在这种交流中得到反思，换句话说，资讯人在提供信息的时候也在反思自身，理解自己的生活世界。在这里，存在着资讯人与人类学者对经验与理解的共建过程，共建一套共享的符号系统。因此，拉比诺强调要重视资讯人的主体性，资讯人（研究对象）与人类学者是同等的实践主体。但是这种共建是在人际的交流之中，在主体之间，因此，又是十分薄弱的、局部的。较之日常世界里人们的互动和日常行为中所承载的文化深度和广度，这种建构出来的文化深度和广度常常是不充分的。因而中断就不可避免。但是每一次的断裂往往都被证明是一个转折点，
循环将重新开始。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双方会共享许多的经历，他们将会以较少的自我反思的态度来利用这些经历”（拉比诺，2008，P52）。这种变动的、逐渐深入的理解过程在田野工作中就变现为互为主体，相互建构的过程。尽管这种共建使得收集的信息和了解的事实变得更加可靠，但是在理论上仍旧未失其外在性。正如拉比诺所言，“无论‘参与’能推动人类学家在‘不把他人当他者’的方向走多远，情境最终仍被‘观察’和外在性所决定”。
人类学者在训练资讯人将他生活的世界对象化的同时，也帮助资讯人建立了比较清晰的自我意识，这种自我意识通过为人类学者提供信息得到清晰的表达。但是这里，资讯人提供的信息是被双重调节的。首先，人类学者的兴趣指向、提出的问题、观察到的现象以及对收集到的初始信息（没有经过资讯人解释）的理解都是受自身社会的历史文化以及自己理解和经验世界的方式而影响的；其次，资讯人在被要求自我反思之后提供的是解释，是以历史和文化为媒介的。这种双重调节再加上语言的翻译过程和问题使得跨文化的理解变得不是那么容易，但是这并不是说不可能。拉比诺之所以指出这点就是要求人类学者在收集分析数据的时候时刻保持着清醒的认识与反思。
在与资讯人交流的过程中，拉比诺逐渐认识到“他性”，这种认识是一个不断深入的过程。从在易卜拉辛那里第一次直接体验到“他性”开始，拉比诺进入了寻找他性的人类学状态。这种寻找的过程是伴随着苦恼、矛盾与冲突的。无论是在参加婚礼之后与阿里的冲突，还是村民们以各种理由借用汽车导致“我”（拉比诺）的烦恼；无论是阿里回村养伤为“我”提供很多敏感性话题的信息以及这件事对村民们产生的符号暴力，还是本·穆罕*德对于自身传统危机的认识与反思， 以及与“我”的平等交流与探讨，对于来自另一种文化的
拉比诺而言，都是在经验他性，理解他者。特别是在冲突、矛盾与苦恼的过程中，拉比诺清醒的意识到“他性”的存在。这种他性表现为作为生活在异文化中的摩洛哥人对日常生活之意涵有着和拉比诺截然不同的理解，因此必须站在摩洛哥人自身的文化背景中去理解他们的行为与态度。这有点类似柏柏尔人的故事（格尔茨，《文化的解释》）所揭示的：当事三方主体各有自己的行事规范。这种对他性的注意与反思是人类学者在田野作业中必须要做到的。但是在这个世界上并没有实质上的他者，大家都是各自环境的产物，同时又是对方认知和认同的支撑物，因而都是对方的他者。这个他者的本质，“是不同历史经历的总和”。“隔开我们的，基本上是我们的过去。”不同的意义之网切割着我们，但是现在这些意义之网至少部分的缠绕在一起。而正是因为意义之网的部分缠绕才使得我们能够部分的理解他者，同时也使得对他者的理解变得更加迫切。因为只有当我们意识到差别，当我们对传统赋予我们的象征系统保持扬弃式的忠诚，对话才成为可能，对自我以及自身社会的认识才会更加深入。
拉比诺在反思自己的田野作业过程的时候，有意无意的在揭示着田野作业中价值性和情感性判断的涉入。特别是在与资讯人的交往中，情感性与价值性判断无处不在。正如拉比诺自己所言：“如何限定并控制住资讯人的支配趋势是贯穿我整个田野调查的中心问题。”资讯人与研究者对于双方的合作有着 不同的理解，因而双方的行事策略也是不同的。资讯人如易卜拉辛总是把“我“视作一种资源，不断在试探着”我“容忍度与界限，而马里克甚至希望能够控制我收集信息的范围，对于一些敏感的话题，很多如马里克的村民都在力图掩饰与回避。而当这种沉默被阿里打破之后，就对其他村民造成了一种压力，这种压力迫使这些村民认为自己有责任将自己所知的信息告诉”我“。这种强
迫性在拉比诺看来就是一种符号暴力，它内在于情境的结构之中，在田野作业中总是不可避免的发生。但是正如罗伯特·贝拉所言，”危险的不是价值判断的在场，而只是这些判断被置于批评性反思之外并无意于在经验的参照下被修改“（《摩洛哥田野作业反思》序，P19，2008）。所以说，拉比诺这种面对价值判断在田野作业之中无处不在状况的泰然自若的态度就更加显得难能可贵。
拉比诺的这些反思很多在当前的人类学田野调查中已经成为一种常识，但是真正做到这些又不是那么地容易。而原本切割我们的意义之网现在缠绕的更加密切，如何通过理解他者来绕道理解自我在当前显得更加紧迫。在“我文化”和“他文化”相互缠绕的当前，真正理解“他文化”，并站在“他文化”的背景下去理解对方的行事规范和思维方式又变得更加困难。因此，可以说，当前人类学任重而道远，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反思人类学田野作业的《摩洛哥田野作业反思》就显得更加重要。只有真正化这些常识为行动，才能真正的理解“他文化”和“我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