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去来兮辞读后感示例

归去来兮辞读后感

陶渊明又叫陶泉明，是一位田园诗人，在陶渊明写的《归去来兮辞》当中我感受到了：他热爱大自然，因为家里穷，粮食也不够吃，只是为了维持生活而强迫自己去当一位小官，从小官到了彭泽令，可是人是有感情的，所以他回归田园，由此看出陶渊明这个人，不喜欢杂乱、庸俗的官场，只喜欢能够亲近大自然的田园生活。所以当人们走向只有钱财的社会时，他就能使自己走向一种平静和心灵的世界。

我对陶渊明有喜欢的一面也有一般般的一面，喜欢是因为他不会追求钱财，走向含水分的社会，把自己身上变得俗气很重。一般般是因为他也要有一份工作，才能维持家境，使家人们不会饥饿。

乃瞻衡宇、载欣载奔。陶渊明回归田园时，这就话写了他激动的心情。在他看来，田园生活是丰富多彩、有趣的。木欣欣以向荣，泉涓涓而始流。田园生活是自由自在的，可以既窈窕以寻壑，亦崎岖而经丘。陶渊明写的《归去来兮辞》拥有着心灵的呼吸，是田园风格的文章，欧阳修说过：“东晋没有文章，只有陶渊明写的《归去来兮辞》一篇。”陶渊明把这篇文章写得如此优美，使读者仿佛跟这作者走向田园。

“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一句包含自悔的话语从不远处传来，只见那人一袭青衣，手持酒杯，身处菊花丛，与月争辉。细看，月与他交相衬托，竟有些莫名的和谐，在不禁间散发出生命的芳香。

“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陶渊明辞官归隐，只因他看破了世俗，官场的腐败令他心灰意冷，他宁可要匕首方宅，宁可“舟遥遥以轻飏，风飘飘而吹衣”也不愿趋炎附势，放下尊严去做那个自己不愿做的人。

“寓形宇内复几时，曷不委心任去留？”若是真的放下名利之心，纵然身处闹市，亦如同“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言虽如此，但陶渊明还是选择了“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他放下了繁华，远离了仕途。陶渊明隐逸南山时，他“悦亲戚之情话，乐琴书以消忧，”“农人告余以春及，将有事于西畴。”或采菊东篱下，或临清流而赋诗。他远离了喧嚣，以一苇渡江抵挡人世的沧浪。

虽说如此，表面上看起来陶渊明身处桃花源地，与世隔绝，别有洞天？可是又有多少人能理解他心中的苦？当他满腔热血想要效忠于国家时，却看到了官场的虚伪、黑暗。

同时，他也明白凭借他一人之力，是根本无力挽回历史潮流，便只能选择愤然出世了。也只有他自己明白，他走得无奈，走得悲伤，走得落寞，甚至还有几分凄凉。他痛恨自己的志向竟被这浑浊的世俗掩埋，嗟叹自己的才华竟在这官场中充分的施展。或许就是他这样的一个人，才能在这浑浊的世俗中散发出生命的芳香吧！同时，他的做举在当时的封建社会里，是不被认可的，甚至是对他嘲讽，认为他辞官简直是荒唐之至。在当时许多老板姓都以做官为一生奋斗的目标，在他们的认知里，做官，可是一件能飞黄腾达、光宗耀祖的大事。而陶渊明的做举，在他们看来无异于一个疯子所做的事。

所以说，看似恬淡的归隐并不意味着痛苦的消失，而是苦难的加剧，即“自以为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已矣乎”“胡为乎湟湟欲何之”都表明陶渊明在惆怅悲苦中饱受折磨。

浑浊的世俗中，谁独树一帜风采？唯他恰如秋霜中傲然绽放的菊花，在严寒下挺直自己的脊梁并散发出生命的芳香。

辞是战国后期楚地创造出来的一种形式比较自由的韵文;赋体起源的时间要早一些，都是散文的滥觞。两汉时期，辞赋不分，均重文采、讲铺陈、善用典，区别在于辞重韵而抒情，赋重在咏物说理。《归去来兮辞》是辞赋的结合，既咏物说理，又抒发情感。全文537字，可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序，阐述入仕和出仕的原因。陶渊明坦陈是为贫而仕，“余家贫，耕植不足以自给”。于是，“亲故多劝余为长吏，脱然有怀，求之靡途”;诸侯、家叔帮忙，“遂见用于小邑”。最后，“彭泽去家百里，公田之利，足以为酒，故便求之”。

辞官归隐的原因是“质性自然”，与官场的污浊格格不入，在彭泽当县令“八十余日”，“自免去职”。第二部分是正文的第一、二、三段，写了归途的心情、到家时的心情和在田园里的心情，洋溢着诗人欣慰无比、怡然自乐的幸福。归途的心情是立于船头，归心似箭，盼早日到家。到家时的心情是“乃瞻衡宇，载欣载奔”。意思是，远远地望见简陋屋门，且喜且奔地飞跑回家。在田园里的心情是“园日涉以成趣，门虽设而常关。策扶老以流憩，时矫首而遐观”。意思是，整天在园中散步而自得其乐，虽然设有门户却常将它关闭。拄着拐杖随处漫游歇息，不时抬起头来向远处眺望。第三部分是最后一段，抒发诗人的人生感悟，“富贵非吾愿，帝乡不可期”;“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意思是，顺其自然走向生命的尽头，乐天知命还有什么可以犹豫的呢。这是一种哲学思考，是陶渊明对生存价值和生命意义的终极追求。

品读《归去来兮辞》，我们深深为陶渊明的自然品格所折服。做人自然、自然做人，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其实很难，难就难在人有七情六欲，容易为物欲所困和名利所累。陶渊明真正做到了自然。陶渊明确信，自然是他的血脉、他的生命和他的全部，只要回归自然，他才会有幸福。这种自然是质性自然，不是作秀的自然，更不是作伪的自然，“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有了质性自然，陶渊明才会感叹：“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像天上的云，云卷云舒，自由飘荡，无所系羁;像空中的鸟，飞来飞去，翱翔蓝天，依恋树林。这种自然是田园风光。田园是最真切的自然，是人类诗意地栖居的大地。在陶渊明看来，田园代表着宁静、和谐、安详，代表着温情、善良、真诚，代表着对世俗的拒绝和对权力的蔑视。田园是他质性自然的载体，是他安身立命的处所。因而《归去来兮辞》正文一开篇就动人心魄地喊出“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真是天籁之音，在历史上的苍穹久久回荡，深深震撼着士大夫的心胸。这种自然是平淡语言。

陶渊明的诗文几乎找不到怪僻字，用的都是农家语，以致同时代的文学批评家钟嵘认为不够高雅。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用语是否高雅，有没有怪僻字，而在于是否有真情，是否是真情的自然流露。有了真情，田园可以显现为风光，农家日子可以提升为诗意，简单事物可以唤起美的享受，这正是陶渊明诗文最大的特色，也是他质性自然的重要组成部分。后人评价《归去来兮辞》是“沛然如肺腑中流出，殊不见有斧凿之痕”;评价陶渊明的诗文是“一语天然万古新，豪华落尽见真淳”。

《归去来兮辞》告别了官场生活。“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这段话既有悔恨又有醒悟，富于深刻的哲理。意思是，觉悟到以往的过失已无法挽回，知道将来的美好还来得及补救，其中今是而昨非，就是陶渊明彻底否定了13年甚至是30年的宦海沉浮。

陶渊明28岁才做官，40岁告别官场，实际只有13年时间，但他在《归园田居》中说：“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这大概是算上了他少年时就有了入仕做官的愿想。其实，陶渊明年轻时是很想为官从政的，他自己说的原因是“幼稚盈室，瓶无储粟，生生所资，未见其术”，也就是在子多且幼、谋生无术的情况下，不得不外出做官;更重要的原因可能是他的“大济苍生”的宏愿和“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的志向。陶渊明也着实做过几次官。他第一次入仕是28岁。《晋书》记载：“亲老家贫，起为州祭酒。不堪吏职，少日自解归”。意思是，他那时家贫，到江州任祭酒一职，属于州府的普通办事员，但他不愿仰人鼻息，没过多久就辞职回家了。

据说，不久州里又来召他做主簿，属秘书类的差事，他没去就辞谢了。第二次入仕是36岁左右，他到荆州府桓玄门下做属吏，而桓玄当时控制着长江中上游，正伺机篡夺东晋政权。陶渊明不愿与桓玄同流合污，借故母亲去世，归家居丧，辞别了官职。第三次入仕是40岁那年，陶渊明远赴京口在刘裕那里做过建威参军和镇军参军，也是一种文职小官。对于东晋而言，刘裕与桓玄一样都是篡国谋逆者，陶渊明不满刘裕，很快就辞了职。半年之后，叔父陶逵介绍任彭泽县令。当了81天县令，又一次挂印而去，写就了千古名篇《归去来兮辞》，宣言彻底告别仕宦生涯。这一年他41岁。陶渊明辞官隐退的表层原因，按《归去来兮辞》的说法是“寻程氏妹丧于武昌，情在骏奔，自免去职”;按萧统《陶渊明传》的说法是“岁终，会郡遣督邮至，县吏请曰：‘应束带见之。’渊明叹曰：‘我岂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即日解绶去职”。这也是“不为五斗米折腰”典故出处，后人对此有疑问，认为在陶渊明的诗文中得不到印证。然而，这倒比较符合陶渊明的思想逻辑和性格特征。深层原因，却需从陶渊明自身和当时的社会大环境中寻找。

其一是由于陶渊明的个性，他崇尚自然和追求心灵自由的品质，与仕宦生活的诸多羁绊不能相容，这应该是主要原因。

其二是东晋士族文人普遍谈玄说理、不拘形役的社会风气，不能不对陶渊明的人格世界产生深刻的影响，从而为他辞官隐退奠定了思想基础，发挥了催化和促进作用。

其三是黑暗的政治现实，陶渊明生活在东晋末年与南北朝初期，军阀混战，生灵涂炭，一生遭遇乱世，这不仅是他无法改变的历史现实，而且也为宏图大志的实现设置了无法逾越的障碍。综合历史与现实、社会与个人的种种因素，终于酿成了陶渊明辞官退隐的结局。这对陶渊明个人来说，可能是一杯苦酒，而历史地看，却是一杯精神美酒，为我们酿造了“隐逸诗宗”的美好诗篇和士大夫超凡脱俗、清高自洁的光辉形象。

前段时间，我读了出自东晋诗人陶潜之手的《归去来兮辞》，这篇美文让我受益匪浅。对于陶潜的远离官场，只为追求内心的宁静这种做法感到惋惜。当国家重任与个人不幸的冲突时，他毫不犹豫地弃前者奔后者。可是，当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相比，孰轻孰重？我认为：身为国家的一份子，应心系九州，胸纳赤诚之志弃小幸而怀大志。

“三十亩地一头牛”是幸福，“安得广厦千万间”是幸福，“珍珠如土金如铁”也是幸福，“重整江山待后生”更是一种幸福，那“修国齐家治国平天下”又怎么能不是一种幸福？

当暮霭沉沉时，我们或许彷徨过，想要卸下身上之重任追求自然；当草长莺飞时，我们或许向往过大雁的'自由自在，无拘无束。陶渊明又何曾不是为了这些世外桃源而放弃了对国家的大志。

但是，小幸为己，大幸为天下，当国家利益与自身利益相冲突时，应毫不抉择地选择前者。因为唯小不壮志而国大幸，推己幸而达家国，方为君子。自古以来前有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而天下之乐而乐”的这种兼济天下的伟大情怀，后有王进喜的“宁可少活二十年，拼死也要为祖国拿下大油田”的这种壮志豪情。只有心系江山之大，胸怀千钧之任方能忠义于自己的祖国。

历为小幸，抛大志者也不是没有。身为当时秦朝大丞相的李斯，在面对赵高的威逼利诱时，竟然为了其小幸与赵高同流合污。历史并没有因他犯下的错误而原谅他，最终还是难逃在咸阳城的一刀，这一刀定格了他的历史与宿命，并且让他臭名远昭。这种一心为己的的“上蔡小吏”的意识终究还是会将你毁之于刀下。

“弃燕雀之小志，慕鸿鹄以高翔”，出身于贫寒家庭的陈涉“才能不及中人，非有仲尼，墨翟之贤”但却能“率疲弊之卒，将数百之众，转而攻秦”，揭开了第一次农民起义的序幕。如果不是胸怀大志，辛弃疾又何会在深夜低吟“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的壮志。文天祥又何会在身陷困境中发出“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青照汗青”的志向。

我们应向先人学习，发扬自我，视忠义天下为自任，以鸿鹄之志而自勉。博爱怀仁而心安，开拓分发则业成，天下为公则国安。如此，则天下幸甚，中华幸甚。

陶渊明一直是一个备受争议之人。我暂且不讨论他的其他方面，仅就他“乐天安命”的思想境界表示赞扬。

在《归去来兮辞》一文中，陶渊明阐述了他的亲情之乐，琴书之乐，跟众之乐，山水之乐。而这些“乐”的根本是在于“得时”“乐天命”这种顺应天时，乐天安命的思想情结。就陶渊明本人而言，他在官场上不得意，不愿与当朝政治腐败同流合污，且他也没有能力去抗争，于是他便辞官回乡，顺应天意。回乡之后随仍有淡淡无奈惆怅，心有不甘，但总体还是安命，享受自然的乐趣。

有人说要努力改变命运与命运抗争，这话不假。但是从另一个方面来看，上天一定是对每个人公平的，每个人的命运虽然不同，但命里的“乐”和“悲”是一样多的。有人想改变命运，说明他只看到了“悲”的一面，希望自己的命是尽善尽美的，这不免有些贪婪，也有些悲观。这样，可能最后是获得了成功，但岁月不饶人，当你最终对自己的命满意时，大概也两鬓斑白了吧！回望过去，一辈子在艰难困苦中挣扎，抗争，这有有什么意义呢。这就被“悲”反作用了。而有些人，包括陶渊明，注重命里的“乐”，对上天抱以信任，顺应上天的安排，从任何地方寻找快乐，这样虽经历了悲，但终究悲和乐是平均的。而且，这种安然的心境使人内心平和。

就像《深虑论》中方孝孺提的“尽人事以合乎天心”的主张。“出于智力之所不及者，天道也。”“工于谋人而拙于谋天”都说明了“天”是凡人无法“谋”的，不如乐安天命，积善德，安然自若地度过平稳的一生。这终究是比轰轰烈烈的一生要快乐。

顺应“天道”才是正理。